华宝基金副总经理：五剑齐发 推进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实际贷款偏高

　　负债作为现阶段实体部门最主要的筹资手段，资金价格理应与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相适应。但由于过去僵化的机制，和经济周期不太适应，影响了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结构调整。静态来看，当前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历史区间的较低水平，其中(3个月平均)、名义经济增速、增速分别位于历史7%、24%、12%分位数水平，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处于历史(2008年以来)33%的分位数水平，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偏高。动态来看，2018年四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1%，较2017年四季度上升11BP；2019年二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4%，较2018年四季度上升3BP；如果从利率最大回落幅度来看，2019年二季度离本轮贷款利率的高点2018年三季度也仅下行了25BP。作为对比，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高点回落了近100个BP，贷款利率的回落远低于市场利率回落的水平。

　　8月20日，新LPR一年期品种报4.25%，调降了6BP，但幅度仍不够。目前来看，MLF利率下调空间已经打开，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引导LPR下行。2017年以来，央行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3月16日、2017年12月14日、2018年4月17日4次上调MLF利率，上调幅度分别为10BP、10BP、5BP和5BP，合计上调30BP至3.30%。

　　笔者认为，美联储9月降息概率极大，为我国央行跟随下调MLF利率打开窗口，首次下调的幅度可能在10BP，预计年内有1-2次下调，合计下调空间15-20BP.2016年为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低点，从经济基本面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来看，考虑到央行对于贷款利率已经有特殊规定，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加大，明年利率有望下降至更低水平。

　　政策组合拳有待发力

　　在疏通政策传导机制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仍有待发力。

　　首先，降准为补充低成本资金，从而降低银行较为刚性的负债成本，进而有利于引导银行降低LPR报价，在不显著缩减银行净息差的情况下降低实体融资利率。回顾今年以来的降准政策，1月央行进行一次全面降准，降低金融机构率1个百分点，5月15日开始又对农商行进行了3次共计2-3.5个百分点的定向降准。经过这次定向降准之后，“三档两优”的新框架基本确立，助力县域农商行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小微和民营企业。从降准空间来看，对比海外银行，我国银行业降准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降准的实际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进一步帮助银行补充资本金，鼓励永续债和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的发行。银行资本金也是限制利率下行和信用扩张的约束之一，在资管新规的大背景下，表外回表内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本金。截至今年7月，、、、、五家已合计发行2300亿元永续债，另有13家银行拟发行超过4700亿元永续债。但目前永续债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应该尽快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保证城商、农商等小银行的资本金的补充落实。

　　第三，解决银行存款的非理性竞争问题。当前银行“以存定贷”的定价模式制约了贷款利率下行，具有“假结构”特征的结构性存款利率降幅并不显著，截至6月末在3.8%左右的水平，较年初仅下降了16BP，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为了稳存款而进行的非理性竞争现象非常普遍，这对市场存款定价形成一定扰动。针对这类结构性存款也应该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引导其回归与衍生品挂钩和风险自担的“真结构”模式。

　　第四，增强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这要求银行建立更为完善的期限定价体系和风险定价体系。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内外部评级仍不成熟，信用风险识别、计量、监测的能力有待提升。尤其是中小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尤为薄弱，贷款收益率和不良率往往难成正比。未来，银行需要加强客户管理和客户评级，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管理机制、成本分摊机制和经济资本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