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之人：“村里人”变“城里人”越来越容易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明确，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重点任务》指出，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

　　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7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58.5%，提高了40.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9.58%。在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时期，放开放宽户籍限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大批二线城市受益最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在《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有15座，除了北上广深这4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成都等11个城市属于特大城市。其中，直辖市重庆、上海和北京人口总量位居前三。人口总数在500万~1000万的城市多达几十个，从区域分布看，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河北、河南、京津和山东)、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也是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

　　按照《重点任务》，2017年底，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城市有69个，其中，西安、沈阳、哈尔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连、长春这1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300万，属于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的城市。满足“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则有59个，包括长沙、洛阳、苏州等城市。

　　在放开落户限制的过程中，西安、苏州、合肥等一大批二线城市受益最大。对这些地方来说，尽管辖区内人口众多，辖下市县农业富余劳动力众多，但由于中心城区偏弱，产业不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农业人口市民化主要流向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地区，流入地级市主城区的人口并不多。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这些城市人口众多，除了有一大部分流向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以及省会城市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在当地就近城镇化。他建议，这些地区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以及高铁建设带来的契机，吸引对劳动力依赖较大的产业，加快当地的发展、促进人口就近就业和就近城镇化。

　　开拓更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发现，去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提出，“2018年我国将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而《重点任务》指出，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显然，“租房落户”已经从“探索”过渡到了“允许”，这反映出政府在落户政策上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目前，已经有不少城市作出反应。例如，今年3月份，石家庄出台政策，全面放开城区落户限制，申请者只需拿着身份证、户口簿就可以向落户地派出所申请落户，配偶、子女、父母户口也可一并随迁；4月初，杭州出台《关于贯彻落实稳企业稳增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的通知》，也将杭州落户要求从此前的“45周岁以下本科人才及35周岁以下专科人才，在杭州居住满一年及以上，并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社保”改为“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州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可以预见的是，除了北京、上海等个别超大城市外，还将有大量城市继续放宽落户条件。

　　“人口流动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空间再配置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