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带娃在外晃荡的母亲进退两难：武汉应更早让公众重视）

言咏/文当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1月20日告诉公众，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时，我正带着孩子在长隆度假区的一家酒店里。这是一家亲子主题的酒店，正值寒假期间，拖着拉杆箱、带着孩子的游客不断涌入大堂。前台边的一侧，摆满了拉杆箱，他们的主人，都是上午赶到，未及入住，寄存行李后带孩子先去打卡长隆野生动物园，那是儿童的天堂。

席卷而来的疫情，给酒店的度假氛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知道其他人内心是否淡定，但我很焦虑。这一天，疫情突然升温且蔓延趋势明显，武汉报告18日增加了59个病例，19日增加了77个病例。北京、广东出现确诊病例、四川、云南、上海等地出现疑似病例。公众得知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广东两个未去过武汉的病例，被从武汉回来的家人感染。1月19日事态已有严峻化的趋势，当天武汉报告新增病例17例。

但再往前，疫情似乎已被掌控，从1月12日到16日连续5天，武汉报告没有新增病例。12月底出现不明肺炎传闻时我就高度关注，十多年春节未离京的我，今年正好有带着一家老小赴深圳与亲戚一起过除夕的计划，顺带打卡长隆。武汉卫健委的公报一直都比较乐观：“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的证据”、“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后来通报口径稍有变化，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同时依然强调“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时，海外开始报告出现从武汉输入的病例。

武汉卫健委基调乐观的通报让我放松了，如期踏上了行程。我1月18日离京，如果晚两天，我肯定会取消。武汉肺炎疫情正值春运时间节点，它突然之间四处蔓延的趋势，与人口流动高度相关。我不知道当初武汉“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下得是否草率，但可以肯定，公众是在这样的通报结论中放松警惕的，像我这样完全可以减少不必要流动的人很多。而减少了人口流动，就是对抑制疫情扩散的最大贡献。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1月19日百步亭社区举行了4万多家庭参加的万家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在这非常时期本应绝对避免，仅仅是因为武汉人没有经历过2003年的SARS对防疫重视不够吗？相关部门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告知与宣传？在疫情明朗化之前，武汉各大报纸头版均与不明肺炎的新闻无关。

公众是从钟南山口中得知武汉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截至发稿增加到15名），这一重要信息披露后，担忧升级了，一位计划春节后带孩子去深圳游玩的妈妈说，“人传人”就很麻烦，不然，只要不去武汉就没问题。那么，这些医护人员是何时发现疑似？何时被确证？如果疫情不升级，钟南山没去武汉，公众会延后知情吗？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确定人传人”，这也许是医学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但是否也有对严重后果考虑不够充分，前期过于乐观的因素？当武汉肺炎确定“人传人”之后，我身边很多人，都取消了春节出行的计划。铁路、民航部门均表示，针对进出武汉旅客推出免费退票政策。

1月20日这天，我，一个带着孩子在外晃荡的母亲，陷入了进退两难。铺天盖地的疫情之下，飘荡在外面，内心充满了不安。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行程，原本计划在广州呆四天，我取消了后三天的酒店，提前到了深圳亲戚的家中。原本计划坐高铁从广州到深圳，改成租车自驾；原本买好了途经武汉回京的高铁票，退掉换成不经武汉的动卧，且把回程日期提前。在长隆度假区的这一天里，我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关注疫情、调整行程，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与种草了很久的长隆相遇。但已经身在外，这是我能做到的，保护我四岁多的孩子以及年近70的父母唯一的方式。

2003年SARS爆发时，我身在北京，当时供职于一家媒体。这几天，当年的同事提起了那段往事。其实，每一个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都会想起这段往事。那一次，花了差不多半年，直到春末夏初的5月，中国才“初愈”。那时我还年轻，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即便身处疫区中心，也不焦虑。倒是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远在长沙的她每天定点看新闻，当看到北京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时，她着急得哭。17年之后，当我也成为了母亲，当我自己的父母年事渐高时，我才能体会到这种忧心。

截至发稿，中国大陆已经确诊了318例，疑似164例，死亡6例。湖北之外报告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的省份仍在增加。据专家估计，由于叠加了春运影响，病例增加还未到临界点。疫情控制挑战不小，但有了当年抗击SARS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年中国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当疫情走向明朗化，我们开始严正以待时，期待也相信情势将得到有效控制，而不必付出当年那么大的代价。从2003年到202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一年，我回老家要坐一夜的火车，现在高铁不到6个小时就能到达。中国无疑在向前发展，也希望她在这场肺炎疫情面前，能坦诚面对，科学防控，以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为重，这是一场必须直面的硬仗。春节将至，祝愿鼠年吉祥，家国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