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70年：宏观审慎扮演重要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顺势而为

　　从现金往来到移动支付，从网点到移动终端，金融业的发展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飞速发展，金融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

　　70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伴随金融业改革的步伐，攻坚克难，因势而变。

　　2018年3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在内部酝酿数月后揭开面纱——原银监会与原保监会合并成立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保监会”)。为了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此次合并后，拟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被划入央行，使监管者回归监管本质。

　　从混业监管到分业监管，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到如今建立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央行的角色更加强调宏观审慎。

　　从“大一统”到宏观审慎

　　时针拨回至1978年。

　　彼时，中国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既发行钞票，又经营银行业务；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是银行业曾经的“大一统”体系。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机制体制被打破。

　　1979年10月，国家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同时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等要求，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主要负责实施金融宏观政策，同时也肩负起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职责。

　　而在1992年后，中国金融监管逐渐从混业走向分业，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强制金融机构分业经营。随后，1998~2003年间，中国陆续建立起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

　　2003年，中国银监会挂牌成立，正式形成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标志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正式形成，同时银行业监管向机构监管、审慎监管、法治监管迈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

　　在央行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发表的署名文章表示，金融调控及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逐步完善。

　　一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二是改革“统存统贷”的计划管理体制，取消信贷规模限额控制，逐步确立(M2)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适时创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三是建立完善、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实际需要，陆续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央行的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的理念应运而生。

　　2009年下半年，针对当时人民币贷款快速增长的局面，央行提出按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设计新的逆周期措施；2010年，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相联系，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2010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以及全口径跨境融资纳入宏观审慎管理；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央行由于具备专业知识、采取政策措施的内在动力和独立性，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这样说。

　　实际上，央行的每次调整都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密切关联。如2003年，在银行业面临重大改革之际，“金融稳定局”应时而生；2008年，伴随国内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货币和汇率政策备受关注，“汇率司”(货币政策二司)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