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5 14:25 来源:融100 编辑:融仔
妙健康加速数字健康落地,赋予健康城市新的生机,【引言】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为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
【引言】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为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机。妙健康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健康城市开创了“健康网络平台”,作为全国多个“数字健康城市”的承建方及运营方,妙健康已经在人工智能、健康大数据领域深耕多年,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逐渐形成“健、医、药、保”健康产业链闭环,实现了区域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妙健康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做出了优良示范。
一场新冠疫情,似乎给这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城市,原本熙攘的人群,交织的车流均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空旷而安静的街道和偶尔驶过的防疫工程车辆,人们唯有在黄昏后建筑中亮起的灯光中捕捉城市的一丝生机。
可是所有经历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城市和人们,无一例外的感受到了数字时代为城市治理提供的强大助力。从疫情前期打通了信息壁垒,支持公众做好自身防护的“确诊患者同程查询系统”“发热门诊分布地图”等平台;到疫情严控期,支撑城市居民闭户生活的订餐应用等电商平台,支撑企业继续远程办公的“云办公”软件;再到后疫情时代,为了支撑人员跨城市流动及复工、复产、复学的健康码,各城市之间实现健康信息互认,让社会秩序及经济运作重新回归正轨铺平了道路。
这一系列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为新时期的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机,一张数字健康网络正在现代城市钢筋水泥的骨架下蔓延生长开来,成了与城市休戚与共的新的脉息。
最近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提到:“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把健康嵌入城市整体规划,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方能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构筑起一道坚固屏障”。而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问题纳入城市治理各环节中关键一项,就是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健康网络等适宜技术。
以健康码为例,这一适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是防疫战场的一道有效的防线,也是“健康城市”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完美展现出利用数字科技手段支撑城市协同治理的优势,进一步彰显了“政府主导,企业协作,全社会参与体制”下巨大的社会公共效应。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载体,在不同的时代,总会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现如今,新发传染病已经一跃成为最大公共安全隐患,一座健康的城市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各地方政府如何施政,以实现新时期健康城市的建设,来应对新的危机?让我们先追本溯源,从健康城市的前世今生说起。
1、世界健康城市理念起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健康城市”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1906年,英国出台的《住宅和城市规划法》中首次提到通过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来预防疾病,以弥补工业革命和城镇化加速带来的负面影响,健康城市的种子开始萌芽。
19世纪80年代之前,“健康城市”一直未有明确的定义,现今主流的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即“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在WHO给出的标准下,加拿大多伦多率先响应开展健康城市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随后这股健康城市运动热潮逐渐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
1989年,中国也正式加入到这场国际性运动行列,开始在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启动健康城市项目试点,沿袭了WHO的定义但赋予其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健康城市运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充分发挥出体制优势,把卫生健康放在了城市发展的首位,从而提高建设成效和速度。
2、中国健康城市变迁史
中国现在的健康城市,前身基本都是“卫生城市”,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词并不陌生。卫生城市的创建由来已久,为健康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背后也与一项伟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息息相关。
建国后不久,在政府统一号召下,全国兴起了“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深入基层,结合实际,改善环境卫生面貌。在农村,重点解决“改水、改厕”两个难题,进行卫生科学知识宣传,控制传染病流行。
早期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先把城乡卫生健康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对预防疾病,保障健康,改善群众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搭建出“健康城市”最早的雏形。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最后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还有23个成为“国家级卫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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