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9 12:27 来源:融100 编辑:融仔
作为中国创投行业探路人,深创投历经20载春秋,经过行业的初创期、发展扩张期、整合提升期,遭遇过多次艰难时刻,一路“打怪升级”,从7亿元资本起步到如今成为管理近3500亿元
作为中国创投行业探路人,深创投历经20载春秋,经过行业的初创期、发展扩张期、整合提升期,遭遇过多次艰难时刻,一路“打怪升级”,从7亿元资本起步到如今成为管理近3500亿元的行业领军企业。
国庆节前夕,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守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深创投的成功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产物。
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深圳市政府赋予深创投特有的基因:“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
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百万大军纷纷“下海”,李守宇算是后来者。1998年,他从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银行部辞职,转战深圳,进入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高新投”),开启了他的投资生涯。
此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正处于尝试阶段,深交所准备适时推出创业板。为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发展,1999年8月,深圳市政府拿出5亿元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2亿元成立深创投。阚治东参与创建深创投并出任首任总裁。
李守宇在深创投筹备期间则由高新投借调员工转为深创投创始员工,跟随阚治东到深圳上市公司和国企募资。
李守宇回忆道:“20年前的募资难与现在的募资难是不同的。当时,中国风险投资还是个新事物,概念都尚未被人熟识。加上退出渠道尤为缺乏,因此大家对投资回报持怀疑态度。在A股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投资回报主要以企业利润增长分红、股权变现等方式为主,且当时资本溢价较少。”
“阚总是一位证券市场经验丰富、个人魅力特别强的开拓者,勇于创新,改变了国有企业用人的一些固有机制。”李守宇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当时阚治东规定,参加过深创投筹备的人在公司一律不能担任部门领导,把职位留出来,通过市场化招聘,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李守宇告诉记者:“当时没有‘有限合伙’这个概念,深圳市政府就给了我们一个机制,深创投利润的8%用于全体员工的浮动工资和业绩奖励,也就是说全体员工可以按规定分享公司利润,多劳多得。”
“我们的基本工资是一部分收入,与市场上比不算高,但因为有这个8%的利润分配机制,做得好的话会远远大于基本工资,有效地激励了员工为公司的发展做好投资、多贡献利润,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机制。”李守宇感慨道。
“公司成立之时,正值创投行业萌芽期,发展比较困难,有部分人选择离开。随着行业的发展,有来自外部的诱惑,也有内部的考核要求,部分创始员工也离开了。但整体上,创始员工留存率很高,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李守宇介绍说,深创投成立时员工约30人,20年后,深创投发展为440多人,其中,创始员工有大约一半留了下来。
李守宇说:“这得益于深创投的激励约束机制,员工给公司创造效益便有提成奖励,但这些是以项目实现退出为前提。投资团队认真做好投资并且耐心陪伴企业成长、等待项目退出,就可能得到好的回报,这对很多优秀的投资经理很有吸引力。”
区域发展“遍地开花”
在公司的鼓励下,深创投的中层干部、高级投资经理,到各地去推动建立政府引导基金。
2004年是创投行业的转折点。当年,中小板设立、A股全流通启动等制度利好,为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注入了“强心剂”,为本土创投机构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2004年也是深创投重要的发展节点,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上任。在李守宇眼中,“靳海涛董事长眼光独到、有魄力、大局观强,综合统筹协调能力特别出众”。
资本市场的利好刺激全国创新活力,企业上市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当时各地创投机构数量较少。2007年,靳海涛提出,深创投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区域发展,在全国各地设政府引导基金,即从以自有资本金投资变为与各地政府合作,开创了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发展的模式,这也是深创投成长为“巨无霸”的关键打法之一。
一方面能实现多赢局面,促进当地企业扩大再生产,培育当地上市公司,解决就业问题,为当地增加税收等;另一方面,可增强自身资金管理能力,获取更多优秀项目,培养更多专业的投资经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另外,该打法对创投行业而言,也是很好的普及教育。
“当时,首先在苏州设了苏州基金,然后就动员我们的投资经理或者部门老总,到自己熟悉的区域创业。我也是在集团的动员下,在靳海涛董事长的鼓励下,回到我的家乡河南创业,开疆拓土。”李守宇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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