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0 05:36 来源:融100 编辑:融仔
如今,人寿 保险 早已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了稀松平常之物。但 保险 推销员介绍产品时,依然要小心翼翼地绕过“死”这个字眼。如果实在要谈论它,哪怕是一位职业化程度很高
如今,人寿保险早已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了稀松平常之物。但保险推销员介绍产品时,依然要小心翼翼地绕过“死”这个字眼。如果实在要谈论它,哪怕是一位职业化程度很高、一副现代做派的保险业务员,也会减慢语速,小心翼翼地用“那个”来代替。这是姚泽麟在与一位资深香港保险业务员交流时的感受。
相比其他险种,让人感觉是在与死亡“对赌”的人寿保险,显得非常特殊。去年,姚泽麟购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其间的经历就让他联想到自己的译著《道德与市场》。在这本书里,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Zelizer)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诞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国人寿保险,用了近半个世纪才被民众接受,而其背后更深层的探究,则揭示出文化是如何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扳道工”那样,影响经济发展的。
与泽利泽这本《道德与市场》形成对照的,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纯菁的《生老病死的生意》(中文版即将出版)。以泽利泽的研究为参照系,陈纯菁考察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起步的中国人寿保险业,其时友邦、平安、安泰等大型保险公司正在尝试开拓中国这块“处女地”。陈纯菁把目光投向几家大公司、保险销售员、投保人、媒体等,完整展现了人寿保险在中国诞生时的图景。
在生命的神圣性
与金钱的世俗性之间
不论是在上世纪的中国,还是200年前的美国,人们对生老病死都有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这也让人寿保险的诞生之路变得格外曲折,又耐人寻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突然死亡”和“早夭”是一些令人退避三舍的词。“死”意味着面对一个陌生未知的世界;“突然死亡”意味着永不瞑目;而“早夭”则会让家族的传承中断。“中国人畏惧这些,而且早先甚至有人认为投保反而会使这些应验。”出生在舟山的姚泽麟记得,他小时候,周围大人们对人寿保险及其业务员们的印象总是不好,“而且,人寿保险,用江浙一带的方言读出来也不好听”。
19世纪初的美国人对“生命”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人寿保险冲击了这一切。“在基督教观念中,人是上帝所造,是神圣的,无法用金钱衡量,但保险公司偏偏是将生命世俗化了。”姚泽麟说。这种世俗与道德的矛盾,让人寿保险在当时的美国遭到了很强的“文化抵制”。很多人把因亲人死亡而带来的钱视为“黑钱”(dirtymoney),把保险推销员的工作视为“脏活”(dirtywork)。当时,连州政府的人口普查,都会被指责为“窥探上帝的秘密”。沾染人寿保险,更加被认为是在与命运对赌,是会招致灾祸的。泽利泽就从一些当时的观察家留下的资料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大家会热情地买海险和火险,“却坚定地抗拒为他们的生命投保”。
正是这种文化抵制,让诞生于18世纪中后期的人寿保险公司在最初的40年里灰头土脸。即便后来逐渐被接受,泽利泽发现,生命的神圣性和金钱的世俗性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消解。
对人寿保险姗姗来迟的繁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寿险公司营销内容的改变和迅速壮大的推销员队伍。为了迎合民众的道德观念,他们动足脑筋,给产品披上了慈善和宗教的外衣。比如,公司发现,美国人追求自己死后能够有一场隆重的葬礼,保险公司就从这一点入手,声称保险的赔付至少可以支撑一场神圣的葬礼。公司还会与一些宗教团体合作,让大家相信,保险公司可以替代一些互助组织,为可怜的孤儿和遗孀提供照顾。对家庭的顶梁柱,保险推销员会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宣传,购买寿险就是为自己的家人提供好的生活,而不至于让他们在自己死后无依无靠,这成了一家之主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如果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不这么做,简直就是自私。
就这样,到19世纪40年代,人寿保险的命运终于开始逆转,美国人开始普遍接受这一新事物。
从“人情保单”开始的
中国人寿保险
作为陈纯菁带出来的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姚泽麟十分仔细地读过导师的著作《生老病死的生意》,还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书评。他发现,泽利泽笔下的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是19世纪初,许多美国人质疑为何“神圣”会被“世俗”接管。而在陈纯菁的调查中,1990年代正经历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大潮的上海人,显得更“务实”。在这里,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保险市场,只是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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