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安：深化“三位联席CEO”制度 引领国际大

为打造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在过去30年不断拓展业务半径，目前已涵盖保险、银行、科技等多种业态。随着业务内容的增加，集团统筹管理难度激增，如何从公司治理做好顶层设计，保证这艘金融巨舰继续稳定航行，已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近日，继2018年底创造性地推出三位联席CEO的决策机制后，中国平安的高管层架构再次调整。根据相关公告，监事会选举孙建一担任监事会主席，董事会推荐谢永林、陈心颖接替孙建一、蔡方方出任公司执行董事，选举任汇川出任副董事长，聘任谢永林出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蔡方方和黄宝新出任公司副总经理。

在接受内部采访中，新任副董事长任汇川表示，董事会对部分高管岗位做出调整，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使分工更清晰、责任更明确、协同更有力，符合“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运作需要，是对“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的延续和巩固。

“三位联席CEO”模式引领集体决策机制潮流

事实上，联席CEO制度已是国际大型集团普遍采用的一种集体决策制。早在1976年，高盛高级合伙人莱文去世，公司决定由约翰文伯格和约翰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的CEO，这一创新机制本不被外界看好，但最终两位联席CEO将高盛打造成世界顶级投资银行，彰显出联席CEO的优越性。此后，花旗集团、甲骨文等国际企业也纷纷采用联席CEO制度。

相比高盛等企业采用的两位联席CEO模式，中国平安根据集团业务分布情况，创造性地推出三位联席CEO的机制。

近十年来，中国平安持续推进“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转型，立足于“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种产品、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个人业务+公司业务+科技业务”三大事业群及架构。为统筹庞杂的业务形态，2018年12月，董事会设立“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谢永林、李源祥、陈心颖三位联席CEO分别负责公司、个人、科技三大业务事业群，“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矩阵管理”模式与制度化流程进一步完善。

新任副董事长任汇川就曾对“三位联席CEO”的模式表态称，世界上不存在“放诸四海皆准”的企业管理模式。任何企业的决策机制、管理架构设计，都取决其企业自身所处的行业、发展的阶段、业务的规模、经营的复杂程度等因素而定。作为全球首批系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平安的业务复杂程度超乎想象，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客户资产，责任重大，不容有失。

事实证明，中国平安推出的联席CEO机制符合集团业务发展特点。“三位联席CEO”模式实施近一年来，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绩水平又有了新的进步，2019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继续增长63.2％，三位联席CEO分管三大事业群的结构也日趋完善。这一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平安也在不断迭代更新其管理机制。此次的高管调整中，联席CEO谢永林和陈心颖进入董事会，谢永林更兼任公司总经理。平安老将孙建一退任副董事长并当选监事会主席，继续任汇川接替孙建一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长仍为创始人马明哲。

平安表示，经此调整，各执行官的定位与职责更为明确、清晰，为公司战略转型及三大业务线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谢永林将出任集团总经理，兼任联席CEO，对公司而言，可有效解决总经理岗位与联席CEO机制之间存在的职责交叉和重叠问题。

“联席CEO”的优越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994年，中国平安获得高盛注资，但前提是按照高盛的要求，效仿国际管理标准，设立监督机制、审计机制和聘请有经验的专家担任重要岗位。马明哲多次公开表示，是高盛带来的国际化管理理念，推动平安不断发展壮大。正是这种“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理念，帮助平安在金融的各个领域制胜，成为国际金融巨头。

显然，从2018年底联席CEO的推出到此次高管层职位调整，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术业有专攻”。

目前，联席CEO谢永林分管公司业务事业群。谢永林自1994年加入中国平安，先后在保险、银行、投资等业务线担任重要职务，拥有跨系列专业水平、经营能力和经验。其在团金会改革、改善银行经营管理、促进银行零售转型和生态战略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效。

此次岗位调整后，谢永林在联席CEO的基础上兼任集团总经理、平安银行董事长，同时也是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建一表示，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看，一方面，这有利于加强“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因为谢永林担任集团总经理、联席CEO，可有效解决过去总经理岗位与联席CEO机制之间存在的职责交叉和重叠问题，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使分工更清晰、责任更明确、协同更有力；另一方面，谢永林作为集团党委副书记，担任总经理一职，有利于更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